在中国传统花鸟画的艺术长河中，鸟始终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。它不仅是画面中的视觉焦点，更承载着画家对自然、生命与哲学的深刻思考。从主体到点缀，从象征到象外，鸟在画作中扮演着多重角色，赋予作品独特的艺术魅力。
在多数经典花鸟画中，鸟常以“主体”身份出现。画家通过精心布局，将鸟置于画面最显眼的位置，使其成为视觉中心。此时，花草树石皆退为背景，用以烘托鸟的灵动与神韵。例如边寿民的《芦雁图》，雁群在芦苇间或栖或飞，成为画面的灵魂所在。这种手法不仅突出了主体，更通过笔墨传递出画家的个性与情感，使作品具有强烈的主观表达。
随着艺术审美的发展，鸟的“点睛”作用逐渐凸显。在以花草树石为主体的画作中，几只小鸟的加入往往能激活整个画面。它们如珍珠般点缀其间，虽不占主导地位，却以灵动的姿态吸引观者目光。陈之佛的《松鹤延年》便是典型，松树与仙鹤的组合本已和谐，但几只飞鸟的穿插，更添画面生机，使静态的景物焕发出动态的美感。
现代花鸟画中，鸟的“点缀”作用更为含蓄。画家常将鸟藏于画面一角，需细观方能发现。这种手法模拟了自然中鸟的隐秘习性，使作品更贴近生活。张大千的《荷花》中，荷叶与花朵占据主要空间，而一只小鸟隐于叶间，若非驻足凝视，几乎难以察觉。这种处理方式不仅丰富了画面内容，更营造出“花气袭人”的意境，体现了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追求。
鸟的“渲染”作用则体现在对画面氛围的营造上。宋代赵佶的《瑞鹤图卷》中，仙鹤盘旋于皇宫上空，展翅嘶鸣，既象征吉祥长寿，又渲染出庄严神圣的气氛。这种安排虽不符合鹤的自然栖息环境，却通过艺术加工传递了画家对江山永固的期盼。中国画打破时空限制的特性，使这类“非现实”构图得以成立，并成为表达主观情怀的重要手段。
“象征”是鸟在画中另一深层功能。清代朱耷（八大山人）的《荷石水禽图》中，鸟白眼向天，姿态孤傲，暗含对满清政权的不满。这种通过鸟的形象传递社会哲理与情感的手法，使画作超越了简单的写实，成为画家思想与精神的载体。正如宗白华所言，数点桃花、二三水鸟，便能启示自然的无限生机，而鸟的象征意义正源于此。
最高妙的，当属鸟的“象外”作用。清初画家笪重光曾言：“虚实相生，无画处皆成妙境。”在万伟民的《空谷传响》中，一只振翅欲飞的鸟立于岩石，目光前视，似被画外因素惊动。画面虽仅见瀑布与山石，却通过鸟的姿态引发观者对画外世界的联想。这种“画外有画”的境界，正是中国画追求的“神境”，通过有限的笔墨传递无限的想象空间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