晚明书法大家董其昌的书论，以其独特的地位和深刻的影响，至今仍备受书法爱好者的关注。尽管这些书论理论性强，学习起来颇为枯燥，但其深厚的艺术内涵却值得深入探究。由于内容繁杂，本文将其分为上下两篇，以供读者系统学习。
黄惇先生在介绍董其昌书论及书法史观时，将其分为三部分。首先，董其昌的书学思想与公安派的艺术思想有着显著的相似之处。董其昌生活在李贽和公安派掀起的文化变革时代，他深刻认识到时代对文艺的影响，并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。他的艺术思想融入时代的社会思潮，与公安派在文学领域的变革相呼应。两者都源于禅宗思潮，追求突破旧传统的束缚，尽管领域不同，但目标一致。
董其昌青年时期受到达观高僧紫柏真可和憨山禅师德清的指点，对禅宗产生了浓厚兴趣。他在翰林院任职期间，与同年进士陶周望、袁伯修等人游戏禅悦，对功名看得很淡。后来，他与李贽邂逅相遇，二人谈禅投机，结为莫逆之交。董其昌与袁氏兄弟、陶周望等人有着共同的艺术观和人生观，受到李贽狂禅思想的影响，成为个性解放思潮中的主将。
董其昌的书论与公安派的艺术主张有着许多共同特征。董其昌将禅宗思辩哲学引入书画领域，提出了“顿悟说”和“淡说”。在书法上，他强调“以禅喻书”，追求“率意”和“平淡”的艺术风格。这种风格温文尔雅，与徐渭的狂放、王铎的恣肆形成鲜明对比，但实质上同样高扬了作者的主体精神。董其昌的“真精神流露处”与徐渭的“活精神”、袁中郎的“本色独造语”异曲同工，都体现了个性解放的精神。
然而，董其昌与公安派在艺术主张上也有明显不同之处。公安派主张冲破传统格套，以求变革。袁宏道认为，文章新奇无定格式，应发人所不能发，从胸臆流出。而董其昌则不极端反对古法，他认为师法与师心应相辅相成。他注重古法，对赵孟頫的“用笔千古不易”论深信不疑，并留下了大量临古作品。董其昌的临古作品展露着率意和己意，将临古与创造巧妙结合。他强调“离合之间的通变观”，揭示了历代书法发展的客观规律。
董其昌的书论中，“以禅喻书”是突出特点。他的斋号“画禅室”和题跋总集《容台别集》中的《禅悦》一章，都体现了他对禅宗的崇尚。他的“淡”说、“熟后求生”说及“顿悟”说等书法美学观，都源于禅宗联想。董其昌一生追求清淡的书法审美标准，认为“淡”是人格精神的表现和情性的反映。他强调“淡”的境界非后天人力可及，而是与书家本身素质相关。因此，他学习古人不以“肖似”为终极，而是以追求“淡”的人格精神为出发点。
董其昌对“淡”的追求体现在他的书法作品中。他跋《黄庭经》时说“以萧散古淡贵”，评颜真卿时说“平淡天真，颜行第一”，临怀素《自叙》时说“皆以平淡天真为旨”，论苏东坡则云“奇崛真率”“意忘工拙”“天骨俊爽”。一个“淡”字，道出了他心灵的所有感觉。董其昌的“淡”说，实际上是庄禅结合的艺术上的禅，是他人格升华的体现。
董其昌的书法风格淡雅虚静，扎根于他以“淡”为基础的美学观之上。他通过笔法、结字、章法、墨法等方面的探索，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书法风格。这种风格不仅体现了他的艺术追求，也反映了他的人格精神和审美趣味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