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初书法界闪耀着一颗璀璨之星，他便是被誉为“我朝王羲之”的沈度。沈度，字民则，号自乐，籍贯华亭，即今日之上海松江，是台阁体书法的标志性人物。
在明成祖朱棣加强皇权、推崇文化正统的背景下，沈度凭借其卓越的书法技艺，被选拔为翰林典籍，专职负责朝廷文书的抄写工作。成祖的高度评价，不仅确立了沈度在书法界的地位，更使得他的书法成为了官方书写的典范。
沈度的书法技艺深受晋唐传统的影响，他尤为推崇虞世南和赵孟頫，将唐代楷书的严谨与元代书风的飘逸巧妙融合。他早年的坎坷经历，包括洪武年间因罪被贬至云南，也对其书法风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沈度的书法作品中，既有文人的高雅气质，又兼具宫廷的严谨规范。他的弟弟沈粲和儿子沈藻均继承了他的书法技艺，形成了“云间二沈”的书法世家，进一步扩大了台阁体的影响力。在永乐四年，沈度为李公麟的《维摩诘演教图》题跋，并在卷尾书写了小楷《心经》，这部作品被誉为其小楷的巅峰之作。
沈度的《心经》不仅成为了翰林院的书写范本，更推动了台阁体从个人风格向制度规范的转变。在永乐至弘治年间，科举试卷和官方诰敕均以其书法为楷模，形成了“天下翕然学之”的盛况。清代馆阁体的审美标准，虽更趋程式化，但其“乌、光、方”的特点实则源自沈度。王文治曾评价其书法“端雅正宜书制诰”，这恰好揭示了台阁体与官僚体系的内在契合。
尽管台阁体常被批评为“千人一面”，但沈度的《心经》却证明了这种书风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功能性。其严谨的法度为书法基础教育提供了可操作的范式，明代士人通过临摹沈字掌握笔法结构，进而追溯古法，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书法的普及。即使如董其昌这样的文人书法家，也不得不承认“欲突过二沈未能也”，这足见台阁体在技法上的高度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