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，关于人工智能诗歌创作的讨论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。人工智能诗文本近年来大量涌现，其艺术水准和意义结构构建已达到相当高的层次，这一现象引发了人们对文学媒介化和产业化生产模式的深刻反思。人们开始质疑：机器创作的诗歌，究竟能否被视为真正的“诗”？
从艺术效果来看，早期的人工智能诗文本往往结构松散，缺乏逻辑连贯性。然而，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，这些诗文本已经进化到具有“对话性”结构，甚至能表现出陌生化的超验情境，模仿人类的精神空间。尽管如此，人工智能在处理隐喻、双关等修辞手法，以及叙述性和戏剧性元素时仍显得力不从心。尤其是在面对抒情、叙事等多重文体要素的交织时，人工智能系统常常显得“力不从心”。人工智能诗文本在逻辑结构上的严谨性，有时反而会限制诗意的自由流动，因为诗歌的魅力往往在于行与行之间的意义留白，而这一点正是人工智能难以处理的。
即便人工智能在技术上克服了这些难题，其诗歌创作的本质属性仍难以界定。诗人通常将诗歌视为理解世界的一种特殊语言，通过意象系统来解释世界。而人工智能的诗意生成机制则完全不同，它依赖于数据感知、分析计算、模板引擎和质量评估等环节，向预设的“概念化”语言体系和意义中心聚合，这是一种“敛聚式”的意义生成方式。与人类“发散式”的创作思维相比，人工智能在激发读者思维宽度和延展人类想象空间方面，其能力仍然有限。
在探讨人工智能诗文本时，读者的角度同样不容忽视。诗歌阅读审美的产生，既来自于语词和意境对读者的心物感动，也来自于读者对诗人内心世界和个体记忆的好奇。读者往往希望通过诗歌的文字空间，追踪诗人的思维轨迹，品味其情感，并构建出作家的精神形象及其时代背景。然而，尚不具备人格主体性的人工智能系统，显然无法满足诗歌读者的这一需求。
读者对不同文体的阅读需求也存在差异。对于叙事型作品，读者更关注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。只要人工智能系统的参数设置得当，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数据偏差的影响，保证输出内容的质量，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。然而，诗歌阅读则不同，读者渴望通过诗歌体悟生命主体的“在场”言说，寻觅鲜活灵动的人性品质，这是目前的人工智能诗歌创作所无法实现的。
人工智能诗歌在呈现文字之美的同时，却难以展现人格之美。例如，郭沫若笔下的“凤凰”和“天狗”，不仅复现了中华神话，还反映了“五四”精神的时代“大我”。而人工智能诗文本则无法展现一个具有历时性命运的精神主体，也无法生成与这个主体相关的时代性和地方性知识，进而形成个体记忆与人类整体记忆的脉络联系。虽然近期的人工智能文本中出现了大量涉及第一人称的文字产品，但这些“我”只是对人类高度理性化的程序模仿，难以捕捉真实的社会生活细节和文化差异。
微软科学家曾预言，为人工智能赋予情感将是其下一步发展的重点之一。这实际上承认了当前人工智能在情感表达上的不足。人工智能诗歌虽然能在技术上模仿人类语言，但由于缺乏人的“意向性”，其计算、推演出的文本难以触及诗歌的人文内核。因此，尽管人工智能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一定进展，但它仍无法替代人类诗人在情感深度和人文内涵上的独特表达。
总的来说，人工智能诗歌创作虽然在技术上不断进步，但在情感表达、人文内涵和读者需求满足等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。未来，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，人工智能在诗歌创作上的表现或许会有所提升，但要真正达到人类诗歌的高度，仍需要克服诸多挑战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