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蒙古中部大营地区的荒原上，一场持续300天的资源勘探攻坚战悄然改写了中国能源版图。2011年启动的“煤铀兼探”项目集结了500余名勘查人员，通过30台钻机跨部门协同作业，最终在砂岩层中发现一座世界级铀矿。这座矿体连续性达到国际最高勘探标准，不仅终结了中国无世界级铀矿的历史，更填补了国内砂岩型铀矿的空白。与传统铀矿开采不同，“国铀一号”示范工程采用全流程自动化技术，工程师在数十公里外的控制室即可完成操作，半年内便产出首桶铀产品，开采效率提升40%的同时，污染物排放低于国际标准。
在白云鄂博矿区，另一项发现更具颠覆性——22万吨钍矿的探明让全球能源界为之震动。这种金属的能量密度远超传统核燃料，1吨钍裂变产生的能量相当于200吨铀或350万吨煤。按中国当前能源消耗计算，这些储量可满足全国2万年的用电需求。更关键的是，钍基熔盐堆作为第四代核能技术，采用液态燃料设计，通过反应堆底部的“冷冻塞”实现自动安全控制。当温度异常升高时，冷冻塞会融化并引导熔盐流入安全容器，整个过程无需人工干预，这种特性使核电站可建在沙漠或戈壁地区，摆脱了对沿海水源的依赖。
中美在钍能领域的研发路径形成鲜明对比。美国虽在1965年建成全球首座钍基熔盐堆，但因军事价值有限和技术路线分歧，于1970年代放弃研究。中国则从1970年的“728工程”起步，历经压水堆技术转向后仍持续投入研发，最终在甘肃武威建成全球唯一运行的钍基熔盐实验堆。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研发的GH3535高温镍基合金攻克了材料腐蚀难题，将熔盐腐蚀率从每年20微米降至2微米，使系统国产化率超过90%，关键设备实现100%自主可控。这项技术被美国《麻省理工科技评论》评价为“失效安全”的典范。
资源格局的剧变正在重塑全球能源博弈。中国此前70%的铀依赖进口，内蒙古铀矿的发现使天然铀自给率跃升至80%以上，钍矿的商业化开发则进一步削弱了对传统核燃料的依赖。这种转变背后是几代科研工作者的接力奋斗：地质学家何作霖1934年在白云鄂博首次发现稀土矿物，徐光宪院士1970年代提出的“串级萃取理论”突破了稀土分离技术瓶颈。如今，该矿区已发现27种矿物，包括新命名的“作霖铌矿”与“宏瑞矿”，形成完整的资源开发体系。
技术突破催生出完整的产业链生态。包头稀土高新区集聚了68家企业和科研机构，覆盖从钍矿提取到反应堆设计的全链条。相比之下，美国重启稀土供应链的尝试屡屡受挫，其分离产能至今不足需求的5%。中国在稀土冶炼分离领域占据全球90%以上的市场份额，钍基熔盐堆的推广更可覆盖“一带一路”沿线缺铀国家。这种技术输出模式既避免了核扩散风险，又深化了能源合作网络。目前，该技术已进入“实验堆—研究堆—示范堆”三步走战略的第二阶段，计划2035年实现百兆瓦级示范堆并网发电，而美国在钍能领域至少落后中国十年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