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历史的尘埃中，一段关于王广宇的职场往事悄然浮现。他曾是马列研究院的一名研究员，与陈伯达院长共事。然而，命运的转折在1966年悄然降临，他被调往钓鱼台办事组，并在次年年初被任命为组长。
然而，这份“晋升”却远非表面那般光鲜。王广宇虽名为组长，实则并无实权，更像是一个虚名。真正掌控办事组事务的是戚本禹，而王广宇只能默默执行，心中充满了无奈与沉重。他回忆道：“那次任命既无文件，也未向全体宣布，更像是小组个别成员的私下决定。”
这份空有其表的职位，给王广宇带来了无尽的困扰。他不仅没有决策权，甚至连参加小组会议的权利都被剥夺，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，时刻担心着未知的麻烦。
麻烦果然如期而至。1967年夏季，王广宇收到了一些信件和字画，这些物品由办信组负责人杨松友转交。信中并未解释字画的来龙去脉，王广宇只能将其转交给戚本禹。然而，这一看似无害的举动，却引发了一场意外的风波。
当陈伯达的两名秘书得知字画被转送到办事组后，立刻前来寻找。得知字画被王广宇放在戚本禹办公室，两人面露不悦，质问王广宇为何擅自处理。王广宇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这些字画竟是陈伯达所赠，而他因不知情而陷入了困境。
陈伯达得知此事后，愤怒地直奔值班室，质问王广宇。王广宇解释了前因后果，但陈伯达的愤怒并未平息，反而更加焦虑，认为这是有人在背后整他。他甚至怀疑戚本禹与王广宇合谋，借此机会抓住他的把柄。
这场由字画引发的小风波，让王广宇遭遇了陈伯达的严厉指责。他心中委屈，却无处诉说。在愤怒和无奈的驱使下，他给杨松友打去电话，语气中带着愤慨。杨松友送来道歉信，解释了自己的行为，并表示按正常流程转交，却不知王广宇并无实权。
尽管王广宇希望通过沟通消除误解，但他知道，自己无法直面陈伯达，只能通过他人传递信息。然而，这次事件给他带来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。每当回想起此事，他心中总是难以释怀，渐渐明白职场中的权力关系和人际网络远非他能掌控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