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期，多所国内高校在发布的招聘公告中，明确提出了“不实行竞争性淘汰”和“无非升即走”的新政策，这一变化引起了广泛关注。
在中国海洋大学的招聘公告中，针对高层次人才工程教授的岗位，明确提出了纳入学校事业编制，不实行“非升即走”的竞争性淘汰机制。同样，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在2025年的高层次人才招聘启事中，也明确表示优秀师资不采用“非升即走”或类似招录模式，并承诺为正式入职的专任教师办理高校事业编制手续，提供丰厚的安家费及科研启动费。
广西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招聘博士时，同样强调了学校实名编制引进高层次人才，薪资福利按照国家规定政策执行，并无“非升即走”的要求。成都工业学院网络与通信工程学院在招聘博士人才时，也明确提出了不实行“非升即走”，并为符合条件的人才提供事业编制。
广州软件学院在2025年的中青年博士师资招聘启事中，不仅明确了学校拥有独立职称评审权，还为符合条件者提供了参与学校每年定期开展的职称评审的机会，同时指出学校无“非升即走”要求，对博士学位教师无高级职称晋升名额限制，甚至可直接聘为副教授。
保山学院在引进博士的简章中也提到，对于引进的优秀博士，没有“非升即走”的压力，考核任务相对较低，同时提供了高额的科研绩效奖励。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在2025年的优秀人才招聘公告中，同样明确表示所有岗位均有编制，不实行“非升即走”政策。
针对这一变化，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副研究员刘进指出，部分高校不采用“非升即走”的策略，主要原因在于内部机制尚未理顺，同时希望借此在学术劳动力市场上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。然而，他也强调，尽管几所学校在招聘公告中明确拒绝了“非升即走”制度，但这并不意味着该制度已经迎来拐点，它仍然是国内高校教师制度改革的大势所趋。
事实上，“非升即走”制度自实施以来，一直饱受争议。一方面，它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青年教师的潜力，推动高校的学术进步和学科发展；但另一方面，它也可能导致教师过分追求短期成果，忽视教学质量和学生需求，甚至加剧教师的职业压力，影响身心健康和工作质量。
全国政协委员、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张博表示，当前高校自行设立的“非升即走”条款中，普遍存在重科研轻教学、唯量化指标论等问题，导致青年教师学术研究的目的异化，不敢挑战开创性、周期长或存在失败风险的研究课题。民盟中央也曾提出，改革长期聘任制中的不合理因素，给予教师更多的自主空间，将“非升即走”缓慢过渡成“非升即转”的人性化转岗机制。
尽管如此，随着对“非升即走”制度的不断改革和优化，以及国外高校配套保障机制的借鉴，相信未来更多教师将能在更加公平、合理的环境中发挥自身才能，为高校的学术和教育事业做出贡献。
